高尔泰：没有地址的信
一
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我希望你能。但又怕，你不能。
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著你，到沙漠边缘她的新坟上探望。
我们等了很久，她没来。
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
因此我怕。
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著，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冶清冶的月光，和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
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的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暍，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
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每天磕磕绊绊跟著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
开饭时你跟著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
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你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自个儿在寸草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老远就望见你垂著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
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著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著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著吮吮滋味，玩玩么。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我一手抱著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
你哭著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
我想，我真是个浑蛋!
二
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无法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剌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著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著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著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著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著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著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著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的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著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
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著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著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著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著了，小手仍捉著我的手指。望著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著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像，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的，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三
我和你母亲，是1966年三月在敦煌文物研所结婚的。六月文革大恐怖来时，我首当其冲。她带著我的文稿，到你外祖母家避风。你外祖父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在敦煌医院当院长。你妈刚回去，他就成了反革命。家门洞开，市民红卫兵进进出出，抄家打人没日没夜，无可逃遁只有面对。
你是1967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那时我以为，灾难不会长久。我想暴政的原则已经推行到了极端，无法再照样维持下去。所以虽未看到亮光，总觉得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以为将会看到，新树的繁枝在春风里摇曳。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以及每次试爆原子弹以后，那些戴防毒面具穿密封服、在大街上测量放射性微粒浓度的防化兵，会留下怎样的意像？
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逃亡时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像集合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你会过得舒适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
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回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
四
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著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千辛万苦，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你的病大都好了。能够和表哥表姐一同，每天带著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哩地，得要起早摸黑。江南多雨，往往道路泥泞，圩堤上更是滑溜。
真不容易！
那年回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著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坐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著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著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著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著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著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在场外边看著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回家来浑身湿透冶得直抖，原来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把车子捞回来以后坚决不许你再骑，这才减少了许许多多的慌乱和麻烦。
我和祖母，还有二姑妈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我嘴上没说，心里是高兴的。
更使我高兴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名列前茅。
七十年代末，我和二姑妈先后获得了所谓的“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命运开始好转，但祖母却逝世了。你跟著我东奔西跑，不断更换学校，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
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中途插班，你都能很快赶上，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
那时候，你常常说，你常常梦见飞翔，梦见自己像鸟一样在天上飞翔。你常常仰望著高空的飞鸢，平展双臂想像同它一样。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青年时代死地生还，最美丽的憧憬都不过是隧道尽头的亮光。你一定不知道，你那些无心的话语和自然而然的动作，是怎样地把我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
五
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桥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XXX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
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198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著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交口何。“千古高情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样的事多得很。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
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著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昆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六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血肉模糊。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著“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 “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甫从深渊出来，我各方面压力很大。加上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忙乱而烦燥。招来一连串新的迫害，生活一团糟，离婚官司一打好几年，让你也跟著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既不知道，也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
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著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竟然没有想到，起码应该，说一句感谢的话。
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著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
七
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
1987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宝姑姑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的直觉非常好，虽然阅历很浅，评论我的朋友往往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宝姑姑，你就给我说，这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说没有寒衣，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只好穿她母亲的衣服。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宝姑姑要来，你也非常高兴。我接她到家那天，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著“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红绿黄蓝金橙紫，高低横斜错落有致，五颜六色叮当响，热烈而欢乐。我很惊讶，宝姑姑则高兴得搂著你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忆像；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而淡化而失去深邃，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熟。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著时日的推栘，中止期越来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说起来终觉隔著一层，有时候还自相矛盾。
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白。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著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走过了东山坡
走过了西山坡
东山个西山
咱们哪三个
笑那么笑呵呵
笑那么笑呵呵
很可惜，我们调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
八
1989年“六·四”后，大逮捕浪潮席卷全国，大学校园里人人自危。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
我被捕后，警察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宝姑姑为了采监，也从南京赶到成都。
我的罪名，叫“反革命宣传煽动”。说来说去，都无非我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还有一些私下的谈话和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无法定罪。
关到第二年春天，又把我放了。但不是“无罪释放”，叫做“结束审查”。没有结论，说要敢乱说乱动，随时再抓回来。
宝姑姑身体单薄，经不起这一番折腾，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了，收回了我那套被查抄得乱七八糟的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只能卖掉书籍家俱，重回川师大暂住。
人事档案在南大，粮、户关系在川师大。不能动弹，不能教课，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书。巴蜀书社出版《高尔泰文选》，两次发排两次被撤下。幸而我会画画，有个宣泄的渠道。宝姑姑病好些了，已可到艺术系教课。生活安定下来，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
想不到命运又来敲门。
两个被通缉的逃亡者一北明和郑义不期而至。他们被警察追捕，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郑有病，必须开刀，得帮助他们。
这种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著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也碰了不少钉子。
所以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自己却失去了安全感。
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警察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宝姑姑和我一同“作案”。想到她的健康状况，想到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不由地毛骨悚然。
于是我想到逃亡。
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
宝姑姑胆子小，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北明郑义逃到香港，把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营救，这才下了决心。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收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前程波诡云谲，只能嘱你保重，只能希望平安到达那边，并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九
行期行程都由营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著。来不及收拾家里，慌忙就上了路——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
你抢著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著走。
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
走著走著，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但愿是那样吧。
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
我说是。
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
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
你说：我等著。
“我等著”，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著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愁：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了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1992年六月二十八日。
十
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的负责人X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外界联系。因为营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能暴露身份。
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律程序，X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了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盐狱。
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异，丰富经验不少。
十几天后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
X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香港地接大陆，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
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宝姑姑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
望著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年，你二十五岁，和你去世的母亲，同年。
十一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坟墓。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著一帧你的照片。宝姑姑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仅守著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宝姑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专制暴政的牺牲者与受害者。记著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著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有一种渺小的个人在巨大的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
在国内时，曾想影响历史的进程。那份不顾一切的狂热，无非是一种意义的追寻。自从越过国界，我也就失掉了这种意义。
为保持思想对于政治的独立，为能以真我面对人生，我们躲进了山野，息交绝游杜门谢客除了一栋老旧的乡村小屋，一台电脑、两架书，还有一些画具以外，陪伴我们的，就只有无边的森林和长长的海岸线了。
低空有许多海鸥临波，高空常有山鹰盘旋。看到它们，就想起你，想起你那平展两臂凌空飞翔的姿势。有时候，恍惚里会觉得，它们是你的化身，或者你就在它们之中。
现代物理学说，在混沌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像。太阳系和人类文明的起灭，都无非许多随机因素的偶然遇合，生生灭灭不知凡几。我不知道每次周而复始，它们是否相似？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有一种安排？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我想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踏著斜阳树影，同唱那自编的歌谣。
至少，我们可以，存著这个希望。
网友推荐，五柳村2010年7月15日收到。
杜光：我们确实已经到了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16次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
我很同意景安说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我想就这一点做些补充。
我觉得科学发展观刚提出的时候，就是要实现指导思想的转折。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那就意味着过去所谓江泽民时代辉煌的十三年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从不科学的发展观，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转到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是六年多过去了，现在有没有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呢？我看还没有。特别是2009年的社会动态，使我觉得，现在确实像景安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到了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经过了2009年的生活，就更深刻地感觉到转折的必要。因为2009年中国社会经历的是一个非常畸形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而且对缓解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国际地位提高了，外交上说话强硬了；但是在国内，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处于全面危机的状态，不但社会上出现分裂的危机，甚至在共产党内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
从经济上说，国进民退十分严重，这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进步还是倒退，我觉得从根本上说是要看市场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而市场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要看在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的博弈当中，哪一个前进了，哪一个后退了。国进民退的事实表明，在2009年是垄断经济逼退了市场经济，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垄断经济大为发展，压缩了民有经济的空间。例如山东钢铁集团兼并日照钢铁公司，山西的煤矿国有化等，都是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
特别是2009年房地产的恶性发展，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加紧对老百姓的剥夺，或者说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加紧勾结来剥夺老百姓。我之所以把这两类人分为两个阶级，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个是既掌握政治权力又处于显贵地位的那些人，他们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其他方式，侵吞国家财富，掠夺老百姓，因而很快暴富，我称之为权贵资产阶级；还有一类人是既没有政治权力，又没有显贵地位，但是依靠跟权贵集团相勾结而致富的那些剥夺老百姓的人，我把这类人叫做豪强资产阶级。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在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城市的房产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个是最典型的对老百姓的剥夺。房价之所以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地价造成的，而地价上升是掌权的官僚权贵和豪强相勾结的结果。谁都看得见，房地产是一个可以获得暴利的产业，是一块肥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国资委所掌握的大型企业，也把手伸向这块肥肉，都想吃这块肥肉。有一篇文章介绍，在136个国资委掌握的国有大企业当中，有70%是介入房地产的，除了十六个企业本身从事房地产以外，有八十多个主业是跟房地产毫无关系的，石油、铁路、电信等等，都抢着参与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这个现象确确实实反映了垄断经济对民有经济的挤压，而垄断经济的扩大，就必然要压缩市场经济的空间，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更不要说了。
在政治领域，2009年出现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次***。从2008年批判普世价值开始，进入2009年后批判的声浪更高，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政协主席到求实杂志、北京日报等媒体，万炮齐轰普世价值，加上08宪章。他们拼命批08宪章，但是报刊、媒体上从不出现“08宪章”这四个字，怕老百姓知道。这说明普世价值和08宪章对这些掌握着意识形态和政法大权的权贵资产阶级的触动，正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心头之痛，所以才疯狂地批普世价值。2009年所出现的这些非常情况，说明我们赶快需要转折，我们不能够再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2009年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分裂危机的加深。在社会上也好、共产党党内也好，基本上存在着三股势力，体现了对于中国前途的三种不同的期望和要求。一种就是改革派，包括民间大量主张继续前进、继续改革的力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前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启动等等，应该说，这个改革派在民间是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当前的共产党内，这个改革派已经处于边缘了，在许多问题的决策上已经起不了主导作用了。第二个就是维持现状派，这个力量在民间恐怕不是很强大，但是，在领导集团里面，这个势力主要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看起来已经占据了高层决策的主导权，他们不要前进，但是也不希望倒退，他们就希望像现在这样子，可以继续剥削老百姓，继续掠夺不义之财，保持现状。第三股势力就是毛左派，他们分裂共产党已经不单单是倾向，而且有了行动，这股势力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由于他们采取种种欺骗行为，比如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是右派造谣，大跃进是邓小平、刘少奇搞出来的，毛主席坚决反对等等。由于共产党不允许人们批判揭露这些过去的错误，所以给毛左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就是欺骗老百姓的机会。他们的欺骗很成功，获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拥护。
朝野上下这三股势力的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们所面临的转折，应该是：第一，发展改革的力量、继续前进的力量；朝野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动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第二，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的作用，特别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把他们所掠夺的这些不义之财，暴晒在阳光之下，用这种手段来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第三，允许民间，更不要说官方的舆论、官方的媒体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总结、回顾六十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时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揭穿毛左派的谎言，剥夺他们造谣的权利。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朝的改革派实际上处于边缘状态，他们现在的出路就是要紧密依靠民间的民主力量，才有可能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经济上扩大发展市场化，政治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变专制政治为民主政治，变苛政为宪政，变人治为法治。这种出路现在看来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个转折已经是刻不容缓，越往后，我认为这个转折的难度越大。
2010年1月30日
五柳村2010年3月7日收到
我很同意景安说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我想就这一点做些补充。
我觉得科学发展观刚提出的时候，就是要实现指导思想的转折。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那就意味着过去所谓江泽民时代辉煌的十三年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从不科学的发展观，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转到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是六年多过去了，现在有没有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呢？我看还没有。特别是2009年的社会动态，使我觉得，现在确实像景安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到了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经过了2009年的生活，就更深刻地感觉到转折的必要。因为2009年中国社会经历的是一个非常畸形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而且对缓解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国际地位提高了，外交上说话强硬了；但是在国内，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处于全面危机的状态，不但社会上出现分裂的危机，甚至在共产党内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
从经济上说，国进民退十分严重，这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进步还是倒退，我觉得从根本上说是要看市场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而市场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要看在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的博弈当中，哪一个前进了，哪一个后退了。国进民退的事实表明，在2009年是垄断经济逼退了市场经济，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垄断经济大为发展，压缩了民有经济的空间。例如山东钢铁集团兼并日照钢铁公司，山西的煤矿国有化等，都是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
特别是2009年房地产的恶性发展，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加紧对老百姓的剥夺，或者说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加紧勾结来剥夺老百姓。我之所以把这两类人分为两个阶级，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个是既掌握政治权力又处于显贵地位的那些人，他们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其他方式，侵吞国家财富，掠夺老百姓，因而很快暴富，我称之为权贵资产阶级；还有一类人是既没有政治权力，又没有显贵地位，但是依靠跟权贵集团相勾结而致富的那些剥夺老百姓的人，我把这类人叫做豪强资产阶级。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在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城市的房产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个是最典型的对老百姓的剥夺。房价之所以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地价造成的，而地价上升是掌权的官僚权贵和豪强相勾结的结果。谁都看得见，房地产是一个可以获得暴利的产业，是一块肥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国资委所掌握的大型企业，也把手伸向这块肥肉，都想吃这块肥肉。有一篇文章介绍，在136个国资委掌握的国有大企业当中，有70%是介入房地产的，除了十六个企业本身从事房地产以外，有八十多个主业是跟房地产毫无关系的，石油、铁路、电信等等，都抢着参与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这个现象确确实实反映了垄断经济对民有经济的挤压，而垄断经济的扩大，就必然要压缩市场经济的空间，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更不要说了。
在政治领域，2009年出现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次***。从2008年批判普世价值开始，进入2009年后批判的声浪更高，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政协主席到求实杂志、北京日报等媒体，万炮齐轰普世价值，加上08宪章。他们拼命批08宪章，但是报刊、媒体上从不出现“08宪章”这四个字，怕老百姓知道。这说明普世价值和08宪章对这些掌握着意识形态和政法大权的权贵资产阶级的触动，正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心头之痛，所以才疯狂地批普世价值。2009年所出现的这些非常情况，说明我们赶快需要转折，我们不能够再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2009年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分裂危机的加深。在社会上也好、共产党党内也好，基本上存在着三股势力，体现了对于中国前途的三种不同的期望和要求。一种就是改革派，包括民间大量主张继续前进、继续改革的力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前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启动等等，应该说，这个改革派在民间是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当前的共产党内，这个改革派已经处于边缘了，在许多问题的决策上已经起不了主导作用了。第二个就是维持现状派，这个力量在民间恐怕不是很强大，但是，在领导集团里面，这个势力主要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看起来已经占据了高层决策的主导权，他们不要前进，但是也不希望倒退，他们就希望像现在这样子，可以继续剥削老百姓，继续掠夺不义之财，保持现状。第三股势力就是毛左派，他们分裂共产党已经不单单是倾向，而且有了行动，这股势力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由于他们采取种种欺骗行为，比如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是右派造谣，大跃进是邓小平、刘少奇搞出来的，毛主席坚决反对等等。由于共产党不允许人们批判揭露这些过去的错误，所以给毛左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就是欺骗老百姓的机会。他们的欺骗很成功，获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拥护。
朝野上下这三股势力的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们所面临的转折，应该是：第一，发展改革的力量、继续前进的力量；朝野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动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第二，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的作用，特别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把他们所掠夺的这些不义之财，暴晒在阳光之下，用这种手段来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第三，允许民间，更不要说官方的舆论、官方的媒体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总结、回顾六十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时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揭穿毛左派的谎言，剥夺他们造谣的权利。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朝的改革派实际上处于边缘状态，他们现在的出路就是要紧密依靠民间的民主力量，才有可能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经济上扩大发展市场化，政治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变专制政治为民主政治，变苛政为宪政，变人治为法治。这种出路现在看来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个转折已经是刻不容缓，越往后，我认为这个转折的难度越大。
2010年1月30日
五柳村2010年3月7日收到
裴毅然评辛子陵的救黨三策
辛子陵的救黨三策
裴毅然
今年春節，辛子陵先生（1935── ）赴滬會友，聚會中談了「救黨三策」。子陵先生十五歲參軍，二十四歲入黨，極左年代還真沒吃什麼苦頭，鐵桿毛迷一個，走到今天寫出徹底反毛的《紅太陽的隕落》（香港書作坊二○○七年初版）、《***興亡憂思錄》（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二○○九年初版），思想歷程冷暖自知。毛派很詫異：辛子陵解放後沒吃過什麼苦頭，沒有階級仇恨，反毛幹嘛反得那麼起勁？毛派不知反毛並不需要個人恩怨，僅憑老毛兩點罪惡──至少折騰死六千萬國人、摧毀傳統文化，良知就會使人站隊入列。
貪圖錢色，腐敗已經爛到根上
子陵先生忠黨憂國，在深入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提出救黨三策，撮要介紹於下。
腐敗已經沒治了，賣官鬻爵、權錢交易公開化。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聚財二十億。前深圳市長許宗衡的交待十分「坦誠」：「現在沒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據說他為當深圳市長，花了三千萬。上台後，為還債，他開出賣官價格：一名區長正職一千萬、大企業正職不低於八百萬、一般局長五百到六百萬之間。大大超過清末賣官。
斂財自然與女人連在一起。據新華社報導：百分之九十五的貪官都有情婦，百分之六十以上腐敗與二奶有關。網上「全國二奶排行榜」，頒發九個獎項：數量獎，江蘇建設廳長徐其耀，包養一百四十六名情婦。素質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五星級酒店常年包養十七名漂亮女大學生。學術獎，海南紡織局長李慶善，記***日記九十五本，製作標本二百三十六份。青春獎， 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二十位情人都在十六到十八歲之間。幹勁獎，湖南省通信局長曾國華，向五位情人保證到六十歲每人每週性生活不少於三次......
前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溫提交公示幹部財產的「陽光法案」，竟遭否決。辛子陵仰天長歎：「為國家腐敗至此一哭！為黨墮落至此一哭！這件事給了我極大震動。陽光法案反映了黨心民心，如果全黨公決或全民公決，都會通過的。我動議：十八大選舉，凡拒絕向全國人民公佈財產者，不能當十八大代表，不能當中委、候委、紀委的候選人。省巿縣換屆選舉也應如此。」
子陵先生哀歎：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制衡監督，出了「三光書記」，黨都這樣了，還奢談「黨一元化領導的優越性」、還奢談政改是黨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著被人民推翻了。政治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千百倍呵！
權貴資產階級與全民的尖銳矛盾
辛子陵認為國內主要矛盾已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與權貴集團之間的矛盾。這個集團根據自身利益，拼命反對民主憲政，以批判普世價值關閉政改大門，致使政改深陷僵局。辛先生預言：「權貴集團是***的掘墓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不擺脫權貴集團的挾制，***只能在三十三萬億ＧＤＰ的陶醉中滅亡。」
十分反諷的是：新興的權貴集團竟出自當年造反者的後代。據《遠東經濟評論》二○○七年四期報導，內地有三千二百二十名億元家財者（不包括境外財產），百分之九十為高幹子女，為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總共擁資二萬零四百五十億，人均六點七億。即便放大到擁產千萬，權貴集團也不過五百萬，在十三億國人總數前，還是微末小數。
前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自命「共和國長子」，第一國企掌門人，貪污兩個億，每日揮霍四萬，每月交際費二百萬，公然說：「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 而另一面，中國窮人又是世界之最，連拉美、非洲都不如。國民工資收入等僅占國家ＧＤＰ的百分之八，歐美約百分之五十五、南美百分之三十八、非洲百分之二十，中國最低年收入者不到世界平均水準的百分之十五，全球排名一百五十九位，最低工資甚至低於三十二個非洲國家。所謂「中國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並沒崛起。
另一方面，每年發生十二萬起「群體性事件」，面對烽煙遍地的***面，集訓縣委書記、縣公安局長，準備鎮壓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難以承受的革命。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辛先生呼籲胡溫出大手筆，不能依靠小恩小惠（如免除農業稅）獲取執政合法性。
土地、社保、股份制救黨三策
為扶大廈之將傾，憂心如焚的辛先生提出「救黨三策」：
一、兌現「耕者有其田」，將私有化原則堅持到底，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方能穩住農村穩住農民，並有效制止官商勾結對土地的巧取豪奪。
因現行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與農民關係空前緊張，所謂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為地方諸侯掠奪農民土地提供了制度保障。賣地所得，各級政府擄入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只得百分之五十到十。由於土地問題上與民爭利，鬧得烽火四起。如今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者，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是為地方官員霸佔農民土地製造理論根據。因為，只有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對農民還只是「間接」剝奪，一旦土地徹底私有化，再去徵地，就成了「直接」剝奪，難度與對抗必然加劇。如今已剝奪四千多萬農民的耕地，據民間預測，至二○一○年將有一億農民失地。二○○七年末，黑龍江富錦巿四萬餘農民向全國發表〈公告〉：「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巿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辛先生說：「如中央不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徵地會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張獻忠來。」
二、國家財政要大幅度向民生傾斜，要佔到財政總開支的百分之六十。
二 ○○七年，中國政府在社保、醫保及各項社會保障性開支上，總支出約六千億，約占財政總開支百分之十五，而美國二○○六年三項開支一點五萬億美元，佔美國財政支出百分之六十一。俄國政府用於公共性開支，亦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位諾獎經濟學家說：「領導人到底信奉什麼？到底是人民政府還是特權階層的政府，看看財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一九七八到二○○三年，短短二十五年，中國行政管理費增長八十七倍，這在歐美怎麼可能呢？浙江長興縣修建政府大樓耗資六個億，加上周邊配套設施總共二十個億，在西方，能通過這種預算嗎？
既然標榜社會主義，就沒有理由在民生開支上低於資本主義。有了大規模的全民福利，失業者與貧困農民的窘迫境遇可得立竿見影的緩解。
資料對比：十年前公車開支就達三千億，說是要改正；二○○九年「改」至五千億。人家紐約市長、倫敦市長則乘地鐵上下班。貨比貨，自然什麼都清楚了，因此才會使勁遮罩資訊，目的自然在於不讓你比，不讓你有比較的基礎。
三、國企落實人人有份的實名股份制。
一九六八年，美國阿拉斯加州發現儲量豐富的石油。一九八二年，全州四十萬居民每人收到一千美元支票（股份紅利）。此後，全州居民連續二十餘年得到這筆社會分紅。「美國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做著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中國，理應比美國做得更好。」人人有份的股份制，才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才能體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論內涵。
據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央視「新聞１＋１」披露，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二○○八年大賺三千多億，但上繳國家僅區區二百多億，不到百分之十。公眾熱議：巨額利潤哪去了？該如何分配？能否全民分紅？法國國企稅利潤百分之五十要上繳，瑞典、丹麥、韓國的國企，利潤上繳比例也達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辛子陵建議對國企總資產進行股權改革，從四十二點五五萬億中劃出二十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分批以股票形式派送給四億城鎮居民，無地農民享受城鎮同等待遇；未參加工作的城鎮居民，亦沾享這次全民所有制股權大改革。地市級以上幹部暫不參加，以縮小中高級幹部與廣大群眾收入差距。經過國企股權改革，每個城鎮家庭擁有二三十萬固定資產，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紅利，真正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會找到真正當家做主的感覺。
作為老***黨員，辛先生希望胡溫能實行這三項新政，使***在國人心目中重建威望，得到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胡溫新政」將與「羅斯福新政」一樣留名青史。
辛先生甚至認為只要實行他的「三策」，並重新評毛，為陆肆平反，全民必將皆大歡喜，***則還掉歷史舊債，卸掉歷史包袱；再更變黨名以自贖，「共產黨這個名稱已完全失去道義含量」「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中國就會走上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辛先生最後這樣「惡攻」：
建國以後，黨逐漸變質了。前三十年專制獨裁，餓死三千萬人；後三十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的自利性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
辛先生認為三項新政必須在公開透明與媒體監督下實施，要防止權貴集團在推行新政中謀私。為防止各級官吏成為權貴集團工具，辦法只有一條：民主。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把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真正給予公民，開放報禁、結社自由，實現官民互動，唯此才有操作性，這是推行新政的關鍵性制度保證。趙紫陽提出對權貴集團必須予以「政策性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權貴集團，和平化解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矛盾的最好辦法。
應該說，少共出身的辛先生能夠如此反出朝歌，委實不易，也確實代表了一部分解放牌老幹部的真實政治立場。「救黨三策」，如能見納，自然千好萬好，但筆者忍不住要問一聲：紅牆甚厚，接受三策有什麼政治基礎？權貴集團制訂與己不利的遏制性政策可能性在那裡？
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推荐，五柳村2010年3月5日收到
裴毅然
今年春節，辛子陵先生（1935── ）赴滬會友，聚會中談了「救黨三策」。子陵先生十五歲參軍，二十四歲入黨，極左年代還真沒吃什麼苦頭，鐵桿毛迷一個，走到今天寫出徹底反毛的《紅太陽的隕落》（香港書作坊二○○七年初版）、《***興亡憂思錄》（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二○○九年初版），思想歷程冷暖自知。毛派很詫異：辛子陵解放後沒吃過什麼苦頭，沒有階級仇恨，反毛幹嘛反得那麼起勁？毛派不知反毛並不需要個人恩怨，僅憑老毛兩點罪惡──至少折騰死六千萬國人、摧毀傳統文化，良知就會使人站隊入列。
貪圖錢色，腐敗已經爛到根上
子陵先生忠黨憂國，在深入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提出救黨三策，撮要介紹於下。
腐敗已經沒治了，賣官鬻爵、權錢交易公開化。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聚財二十億。前深圳市長許宗衡的交待十分「坦誠」：「現在沒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據說他為當深圳市長，花了三千萬。上台後，為還債，他開出賣官價格：一名區長正職一千萬、大企業正職不低於八百萬、一般局長五百到六百萬之間。大大超過清末賣官。
斂財自然與女人連在一起。據新華社報導：百分之九十五的貪官都有情婦，百分之六十以上腐敗與二奶有關。網上「全國二奶排行榜」，頒發九個獎項：數量獎，江蘇建設廳長徐其耀，包養一百四十六名情婦。素質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五星級酒店常年包養十七名漂亮女大學生。學術獎，海南紡織局長李慶善，記***日記九十五本，製作標本二百三十六份。青春獎， 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二十位情人都在十六到十八歲之間。幹勁獎，湖南省通信局長曾國華，向五位情人保證到六十歲每人每週性生活不少於三次......
前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溫提交公示幹部財產的「陽光法案」，竟遭否決。辛子陵仰天長歎：「為國家腐敗至此一哭！為黨墮落至此一哭！這件事給了我極大震動。陽光法案反映了黨心民心，如果全黨公決或全民公決，都會通過的。我動議：十八大選舉，凡拒絕向全國人民公佈財產者，不能當十八大代表，不能當中委、候委、紀委的候選人。省巿縣換屆選舉也應如此。」
子陵先生哀歎：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制衡監督，出了「三光書記」，黨都這樣了，還奢談「黨一元化領導的優越性」、還奢談政改是黨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著被人民推翻了。政治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千百倍呵！
權貴資產階級與全民的尖銳矛盾
辛子陵認為國內主要矛盾已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與權貴集團之間的矛盾。這個集團根據自身利益，拼命反對民主憲政，以批判普世價值關閉政改大門，致使政改深陷僵局。辛先生預言：「權貴集團是***的掘墓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不擺脫權貴集團的挾制，***只能在三十三萬億ＧＤＰ的陶醉中滅亡。」
十分反諷的是：新興的權貴集團竟出自當年造反者的後代。據《遠東經濟評論》二○○七年四期報導，內地有三千二百二十名億元家財者（不包括境外財產），百分之九十為高幹子女，為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總共擁資二萬零四百五十億，人均六點七億。即便放大到擁產千萬，權貴集團也不過五百萬，在十三億國人總數前，還是微末小數。
前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自命「共和國長子」，第一國企掌門人，貪污兩個億，每日揮霍四萬，每月交際費二百萬，公然說：「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 而另一面，中國窮人又是世界之最，連拉美、非洲都不如。國民工資收入等僅占國家ＧＤＰ的百分之八，歐美約百分之五十五、南美百分之三十八、非洲百分之二十，中國最低年收入者不到世界平均水準的百分之十五，全球排名一百五十九位，最低工資甚至低於三十二個非洲國家。所謂「中國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並沒崛起。
另一方面，每年發生十二萬起「群體性事件」，面對烽煙遍地的***面，集訓縣委書記、縣公安局長，準備鎮壓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難以承受的革命。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辛先生呼籲胡溫出大手筆，不能依靠小恩小惠（如免除農業稅）獲取執政合法性。
土地、社保、股份制救黨三策
為扶大廈之將傾，憂心如焚的辛先生提出「救黨三策」：
一、兌現「耕者有其田」，將私有化原則堅持到底，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方能穩住農村穩住農民，並有效制止官商勾結對土地的巧取豪奪。
因現行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與農民關係空前緊張，所謂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為地方諸侯掠奪農民土地提供了制度保障。賣地所得，各級政府擄入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只得百分之五十到十。由於土地問題上與民爭利，鬧得烽火四起。如今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者，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是為地方官員霸佔農民土地製造理論根據。因為，只有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對農民還只是「間接」剝奪，一旦土地徹底私有化，再去徵地，就成了「直接」剝奪，難度與對抗必然加劇。如今已剝奪四千多萬農民的耕地，據民間預測，至二○一○年將有一億農民失地。二○○七年末，黑龍江富錦巿四萬餘農民向全國發表〈公告〉：「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巿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辛先生說：「如中央不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徵地會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張獻忠來。」
二、國家財政要大幅度向民生傾斜，要佔到財政總開支的百分之六十。
二 ○○七年，中國政府在社保、醫保及各項社會保障性開支上，總支出約六千億，約占財政總開支百分之十五，而美國二○○六年三項開支一點五萬億美元，佔美國財政支出百分之六十一。俄國政府用於公共性開支，亦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位諾獎經濟學家說：「領導人到底信奉什麼？到底是人民政府還是特權階層的政府，看看財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一九七八到二○○三年，短短二十五年，中國行政管理費增長八十七倍，這在歐美怎麼可能呢？浙江長興縣修建政府大樓耗資六個億，加上周邊配套設施總共二十個億，在西方，能通過這種預算嗎？
既然標榜社會主義，就沒有理由在民生開支上低於資本主義。有了大規模的全民福利，失業者與貧困農民的窘迫境遇可得立竿見影的緩解。
資料對比：十年前公車開支就達三千億，說是要改正；二○○九年「改」至五千億。人家紐約市長、倫敦市長則乘地鐵上下班。貨比貨，自然什麼都清楚了，因此才會使勁遮罩資訊，目的自然在於不讓你比，不讓你有比較的基礎。
三、國企落實人人有份的實名股份制。
一九六八年，美國阿拉斯加州發現儲量豐富的石油。一九八二年，全州四十萬居民每人收到一千美元支票（股份紅利）。此後，全州居民連續二十餘年得到這筆社會分紅。「美國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做著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中國，理應比美國做得更好。」人人有份的股份制，才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才能體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論內涵。
據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央視「新聞１＋１」披露，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二○○八年大賺三千多億，但上繳國家僅區區二百多億，不到百分之十。公眾熱議：巨額利潤哪去了？該如何分配？能否全民分紅？法國國企稅利潤百分之五十要上繳，瑞典、丹麥、韓國的國企，利潤上繳比例也達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辛子陵建議對國企總資產進行股權改革，從四十二點五五萬億中劃出二十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分批以股票形式派送給四億城鎮居民，無地農民享受城鎮同等待遇；未參加工作的城鎮居民，亦沾享這次全民所有制股權大改革。地市級以上幹部暫不參加，以縮小中高級幹部與廣大群眾收入差距。經過國企股權改革，每個城鎮家庭擁有二三十萬固定資產，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紅利，真正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會找到真正當家做主的感覺。
作為老***黨員，辛先生希望胡溫能實行這三項新政，使***在國人心目中重建威望，得到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胡溫新政」將與「羅斯福新政」一樣留名青史。
辛先生甚至認為只要實行他的「三策」，並重新評毛，為陆肆平反，全民必將皆大歡喜，***則還掉歷史舊債，卸掉歷史包袱；再更變黨名以自贖，「共產黨這個名稱已完全失去道義含量」「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中國就會走上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辛先生最後這樣「惡攻」：
建國以後，黨逐漸變質了。前三十年專制獨裁，餓死三千萬人；後三十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的自利性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
辛先生認為三項新政必須在公開透明與媒體監督下實施，要防止權貴集團在推行新政中謀私。為防止各級官吏成為權貴集團工具，辦法只有一條：民主。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把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真正給予公民，開放報禁、結社自由，實現官民互動，唯此才有操作性，這是推行新政的關鍵性制度保證。趙紫陽提出對權貴集團必須予以「政策性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權貴集團，和平化解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矛盾的最好辦法。
應該說，少共出身的辛先生能夠如此反出朝歌，委實不易，也確實代表了一部分解放牌老幹部的真實政治立場。「救黨三策」，如能見納，自然千好萬好，但筆者忍不住要問一聲：紅牆甚厚，接受三策有什麼政治基礎？權貴集團制訂與己不利的遏制性政策可能性在那裡？
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推荐，五柳村2010年3月5日收到
第七个死刑：吴思慧
作者：王友琴
*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 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 右派分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 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 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 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 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 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 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它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 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 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 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比如，二○○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 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 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 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 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 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 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
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 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 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 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 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 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胡涂。一个说法是， 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 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 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 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 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 在后者二○○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 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 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 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 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 。）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 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 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 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 那些历史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 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 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 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 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 右派分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 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 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 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 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 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 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它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 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 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 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比如，二○○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 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 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 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 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 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 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
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 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 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 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 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 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胡涂。一个说法是， 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 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 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 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 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 在后者二○○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 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 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 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 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 。）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 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 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 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 那些历史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 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 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 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冬天的怀念
各位师友：
今天是若水八周年祭。时间过得很快,但也过得很慢——中国在“与时俱进”，但这些年中，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也有应该“与时俱进”却没进反退。我想，附件文中描绘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是我们需要的，“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这是一位朋友去年秋天发表的文章，不仅纪念若水，还包括另外两位老朋友。的确，若水不是一个人，包括另外两位朋友在内的不少同志也都是冬天离去的，纪念若水的时候，我也一并纪念他们。
特此分享。祝各位冬安！
冯媛
2010年1月9日
智慧、風骨、理想─追憶三位尊敬的前輩王若水、劉賓雁、戈揚
（加拿大）吳國光
左起戈扬、刘宾雁、王若水、吴国光（1989年4月于旧金山，点击看大图）
一．金山阳光
看到《动向》今年二月号封二的那张照片，我心头一紧。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后死的我，其他三位前辈，都在过去几年里先后谢世了。他们都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张照片，忘记了是谁拍的，可能是诗人邵燕祥先生吧？照片上的他们，各自的风采，相当充分地展现出来：智慧、沉静的王若水，挺拔、凛然的刘宾雁，青春、洒脱的戈扬。二十年前，尽管已经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可是，他们还那样年轻、纯真、朝气蓬勃。背景是加利福尼亚四月的春色，红房白墙，绿草蓝天，一撒无余的透明阳光。
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底，整整二十年前。我们来到夏伟（Orville Shell）和刘白方夫妇这座位于旧金山湾区之北远郊伯利纳斯（Bolinas）的农庄时，大家都正在为《人民日报》 ‘四二六’社论那杀气腾腾的腔调所震惊和焦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宾雁（我叫他‘刘老师’）拨通了北京方励之教授家中的电话。大家围聚在电话机旁，座机中传出方励之的略微尖高的声音，说今天北京在大游行。那就是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它表明，学生与民众，没有被邓小平所定下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调子所吓倒，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呼声还在持续高涨。
这样，接下来几天的我们的会议，氛围就不至于太凝重了。所以，我们有闲心在晚饭时谈论牛肉的质量，那是夏伟农庄上自己喂养的肉牛的产品。也有逸致在饭后到海边走走——这栋农庄就在海边，穿过草地，迈过一道由粗大原木横卧而成的膝盖那么高的边界线，就是沙滩了。沙滩外，是浩瀚的太平洋，落日正在故国那端放出最后的金辉。气温随后就降了下来，刘老师便提议回房间聊天了。当然也会拍一些照片。这就是其中的一张，不知道伟国是从哪里把它找来的。
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两个月，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小山城博尔德（Boulder）进修英文，为秋季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学人的项目做准备。宾雁正在做这一年的尼曼学人，他推荐我来旧金山参加这个会。会议的内容，现在都不大记得了。约略记得我讲了中国政治的‘流氓’特质，好像刘老师并不怎么赞成我的这个看法。倒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柏杨先生，很热情地与我讨论这个话题。那次，很多海外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杜维明的新儒家，都是第一次当面领教。曾慧燕作为记者的敬业，卡玛（Carma Hinton)那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地道、流畅的中国话，也第一次见识到了。来自国内的朋友，也有一些以前我不熟悉的，比如学者梁从诫、诗人北岛。陈凯歌是和洪晃一起来的。
王老师（就是王若水）是我的老上司；戈扬老太太，在北京的时候就熟。那次旧金山会议之后，我们三个人还一道专程去游览了斯坦福大学校园。正在伯克莱加州大学读书的我的老同学范元，开车带我们去的；他现在在北京为美联社工作。我现在还存有几张那天在校园里拍的照片，包括与两位前辈的合影。在罗丹的雕塑‘地狱之门’前，我们沉沉徘徊，久久凝望，迟迟没有离去。
二．智者若水
在这三位长者中，王若水最年轻，但却离去的最早。二零零二年初，刚过七十五周岁不久，这位不为中国那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新英格兰凛冽的冬季中去世。
他们三位当中，王老师是我最先认识的一位。这个认识的场面，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那个时候，我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硕士。这个系办在人民日报社，我们就住在报社的院内。我和从东北、西南等不同地方来的其他三位同学同住一个房间。尽管大家性格差别很大，但作为同是所谓‘七七级’的一代人，思想非常接近，相互很谈得来。我们谈康德和黑格尔，谈斯特林堡和乔治奥威尔，谈刚刚解冻的徐志摩，也谈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王若水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因此非常亲切，也很受尊重。他当时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很入我们的耳。尤其是他介绍了’异化‘的概念，我们马上就被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和抽象深度所迷住了。那个时候，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属于三、五个领导人之一，不过也和大家一样每顿在食堂排队打饭。我们很快就知道了，那个个子不高、长相清秀、风度儒雅、神情略显忧郁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王若水。我们注意到，他在窗口打了饭之后，常常是独自在一个角落的桌边用餐，然后就洗洗碗走了。那一天的晚饭时间，在他就座之后，我们就都端了饭碗围到他的桌边。一位同学问道：‘您是王若水吧？’这样没有任何客气的开场白之后，话题很快就进入了哲学。记得我们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这种革新尝试提出了质疑，王若水一定是细致阐述他的看法的。晚饭吃完了，王老师与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宿舍，这场讨论进行到相当晚的时间。初生牛犊们，就这样和平易的王若水认识了。
读硕士的三年，我的读书工程之一，就是通读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五十卷，每卷大约七、八十万字，做了一摞摞的卡片。有同学要我一句话说说感想，我答道：‘每一卷就是一块厚砖，叠成通向断头台的阶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越读马克思，越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越认定所谓新中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我在下乡和工厂的时候，已经从感性上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却给人理性地分析和批判这种社会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为这个专制的党所容忍呢？前路只有一条，走上断头台。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当然是王若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导致了本来仕途上前景明亮的王若水在政治上的悲剧。然而，真理是不屈服的，智慧是不在意仕途的，政治悲剧可以是人生高歌。有过王若水，才可以说，中国人并没有辜负作为人类思想家的马克思。
风雨很快就来临了。一九八三年秋天，‘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这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人道主义成为头号批判对象，王若水在劫难逃。我还记得那天的场面，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中国的所谓‘理论沙皇’，来到报社，宣布撤销社长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的职务。我正在报社评论部实习，也参加了全编辑部的员工大会。会议是在编辑部大楼顶层的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并不大。会议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还特意招呼，要王若水坐到前面来。听说过胡的假惺惺，那天算是当面见识过了。
王老师是在我们评论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那年年底，照例评选‘优秀党员’，我们支部评出的是王若水。后来好像是报社党委害怕反而因此惹出无谓的不快，这个评选结果就无疾而终了。那个年代的人心，刚刚从毛时代醒来，还没有被别的什么东西糊住，大家的眼光还很清楚。
在他一代知识者之中，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少见的睿智、深思、优雅、忧郁的人。那一代人喜欢以’乐观‘而自豪，我不了解王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能够看到的，却只是他的忧深思远。从那一代人，乃至后来几代人，这个民族往往不吝粗俗，以土匪流氓气质为上品，王若水绝对与此格格不入。记得有一次，我拿自己的一篇文章到他办公室去，他看了，用铅笔细细地圈出一个白字，一边说，应该是什么什么偏旁的那个字，一边在页边写下来。那给我一个极大的震撼。即使远溯到中学时代，我都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错别字。可是，偏偏这一次，有这个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我感到震撼的原因。我所震撼的，是他的细心与温文、严谨与平顺。我也不是因为王若水是名人而仍然具备这种品质而有特别的感触。事实上，我常常觉得，这八个字，是这个民族所极度缺少的品质。但是，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是具备这些东西的。只是，这个民族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真正优秀的分子，反而愿意崇拜土匪、流氓和暴发户。
在后来与王老师的相处中，我不止一次重新为他的这种品质所感动。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四月的那次会后，我们应邀到加州多米尼克学院参加一次面对公众的研讨。会议语言是英文，配有翻译。某位听众发问之后，翻译刚要开腔，王老师轻声说：‘我听懂了‘。他于是开始回答。这个场景很平常，可是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王若水当时的声调和表情，那是似乎蕴涵了一点儿对翻译的抱歉在内的那种声调和表情。我当时就想，面对权势而一身傲骨的人，往往是最不傲慢的；而那些傲慢无礼、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一见到权势就跪下了。
加利福尼亚四月的会议之后，王老师马上回北京了。接下来的肃杀，众所周知；其中的诸色人等，也再次验证了我在多米尼克学院会场中的无声感想。大约是四年之后吧，王若水应邀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这个时候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劫后重逢，一言难尽。记得我是在纽约戈扬先生的住处见到王老师和夫人冯媛，然后开车把他们带来普林斯顿。当天晚上是在刘宾雁老师家吃的晚饭。饭桌上的谈话，把我们沉重的心魂带回了故国。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二零零零年冬天的香港。他到香港大学来参加法国学者白夏（Jean-Philippe Beja）所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他本来就清瘦，这次明显见出憔悴。我于是问候他的身体。他用英文说：癌症。还是那样平静的语气和温文的声调。对于这样一个爱智慧者，生命的这一切磨难，似乎都是可以安详以对的。是的，我在小标题中所用的‘智者’，不是一般的意思，而是‘爱智慧者’的略语。哲学家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王若水是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的知识者之一。那态度，就像他的名字所示，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三．中国良心
刘宾雁则像是一座山，伟岸、峭拔、雄浑、严峻。‘刘宾雁’这个名字，在毛后时代的中国，是这样响亮并受人尊敬，我只消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那 是七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冬时节，我作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和同学一起来到山东《大众日报》烟台记者站实习。站里带我的老师，是一位甚有思考深度的高产记者，对社会现实很了解。我那几个月经常跟着他到工厂跑采访，相处稍长，大家互相了解了，说话每每可以开诚布公。有一天，说到官员的腐败、民众的投告无门，他说：我看只有刘宾雁当总理，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句话，我印象极深，以至于几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刘宾雁的时候，特意借提问的机会向他转述。那时候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而刘宾雁则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在这个系兼任研究生导师，常到系里来讲课。那个时候的研究生们，思想很活跃；我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有点儿像西方记者要求政府领导人阐述施政方针的味道。不过，令我失望的是，刘宾雁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回答我的‘如果您当总理会怎么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的问题。要到几年之后，在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在毛后时代依然风波险恶，我才能理解刘宾雁那时面对这种提问的尴尬和苦衷。
也就是在这风波险恶之中，我才第一次与刘老师相识。那是一九八七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高峰之中，胡耀邦下了台，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一霎时北京黑云压城。然而，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据宾雁后来在书中所述，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纷纷来看他。我也属于那并不相识而在这时来到刘宾雁家中的人之一。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和王兆军先生一起去的。我那时人还是人民日报的，但实际上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住在西城的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里，晚饭后为此特意赶回东郊的报社大院。王兆军是我的老乡，更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与我亦师亦友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也是一九七七年文革后首次高考离开家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文学创作上丰收连连；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刘宾雁作序的，所以和宾雁已经熟识。我虽然在《人民日报》和刘宾雁共事已经好几年了，但报社有上千号员工，刘宾雁又是前辈、名人，我从来没有当面和他说过话（学生时代的那次提问固是‘当面’，但却算不得日常意义上的‘说话’）。那天晚上，我当年对刘宾雁不敢面对我那幼稚问题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看到的刘宾雁，在狂风恶浪中依然从容、豪迈，在在关心的是他手中成千上百的读者来信和信中所述的种种冤屈。这些信，堆满了他的书桌，与满房间的中外文书籍一起，无声地展示着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记者的胸怀和精神。
这次认识，恢复了我大学时代就景仰的刘宾雁的‘中国良心’形象。还记得那个冬夜，在北大图书馆二楼西北角的期刊阅览室，打开新到的《人民文学》，一口气读 完《人妖之间》，那种沉重而又昂奋的心情。沉重，是因为文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昂奋，是因为正在就读新闻专业的我看到了记者的笔如何象刀锋一样，可以剖析现实、医治社会。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刘宾雁并不十全十美。可是，在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被打入黑暗的谷底的时候，他心里并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自己帮助的无助民众。这样的汉子，不正配得上‘中国良心’这样的人民桂冠吗？
不知不觉中，就在此后的岁月中和刘老师变得很熟悉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底，我来到美国，第一封信就写给了当时正在哈佛大学作尼曼学人的刘老师。我那时住在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栋不小的学生宿舍楼中，房间里没有电话，而我要好几周之后才弄清怎么使用走廊里的投币电话，并攒起足够的硬币投进去。刘老师给我打电话来，从政治形势谈到生活细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喜欢和刚刚从国内出来的人讨论形势，了解情况；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总愿意把生活中那怕一点一滴的经验也与人分享，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和刘老师这样的讨论，他给我的这样的帮助，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伴随着我。特别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宾雁时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他和朱洪老师的家，带给了我多少亲情的煦风和智慧的星光？！宾雁关心人是体贴入微的，他会告诉你怎么多多使用烤箱，也曾经给单身的我介绍女朋友。但是，与宾雁相处，受惠最多处一定是精神和智慧。宾雁是一个阅读面极广的人，而且有很高的外文阅读能力，包括英文和俄文。记得我的大学时代，读到署名‘刘宾雁’翻译的外国哲学资料，曾经有那份惊喜，也让我早就知道刘老师有那样的思维功底支撑他的文学写作。在普林斯顿，他常常问起我读书的情况，并要我向他推荐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在苏联***的历史巨变之后，他孜孜以求地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我为了课程和学位，不免读得多而快，因此并未深思。可是，到了刘老师手中，他的阅读和感想就充满了人生的沧桑和哲思的厚重。这种落差有时造成了交流的障碍，我至今还时时为此愧悔。比如说，有一次，宾雁从我手里借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这是英文世界里最好的政治学期刊之一。那一期是个专号，是我上‘比较政治’课的授课老师、现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编辑的，专门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与进程。宾雁对其中一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很欣赏，与我讨论，我却匆匆带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宾雁思考的深度。此后，每当我写作引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心头就浮起对宾雁的歉疚和敬佩；他在刊物的页边用细细的铅笔写下的简单评语，更让我时时回味与宾雁相处的时光。
人生何幸，曾经和这样的巨人这样相处。更让我愧悔的是，在宾雁的晚年，由于我远在香港，还有幼子的拖累，没有去寻找机会多和他交流。在人际交往上，我是一个惰性十足的人。可是，对刘老师，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惰性，我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惰性。二零零五年冬，噩耗传来，宾雁仙去了。面对一个没有了良心的中国，除了无尽的泪水，除了深不见底的悲哀，我还有什么呢？
四．走向那边
记忆中，我并不曾称呼戈扬为‘老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她，比刘宾雁、王若水还要大上约莫十岁，比我这后辈更是年长四十多岁。怎么不叫她‘老师’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老师’是个尊称呀。可是，谁能说我们不尊敬戈扬？背后，人人都称她‘老太太’——用这三个字，就是为了显示对她的尊敬。
其实，她最不‘老太太’。
已经忘了最初是怎么认识戈扬的，反正是在她主编《新观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写点儿杂文，好处是可以对现实来点儿讽刺、挖苦。经常投稿到《新观察》去，但很长时间里并不认识那里的编辑——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哪位编辑采用了我的那些杂文投稿。喜欢讽刺挖苦地作文批评现实，也该算是当年的‘愤青’吧？可是，一不小心，甚至哪怕你时时小心，那就要惹来政治上的麻烦。记得一九八七年春天里的某个下午，在中央政改办的阅览室里，几位原来正在静静阅读文件的同事忽然哗然。原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绝密参考文件里，选编了一些所谓‘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本人的名字跟在一篇杂文后赫然列在其中。这样的人，居然还参加中央的政策研究和制定？有人马上拿了这份文件去见政改办第一召集人鲍彤。据说，鲍彤看完那篇‘当选’的杂文，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放，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来人赧然。到了晚饭时刻，大家都聚到一起了，我也在座。鲍彤说：‘国光写了篇文章，要“解放嘴巴”，我看很好’。同事们严肃片刻，然后就訇然放松说笑起来。‘国光你说嘴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怎么把接吻给忘了？’‘哈哈！’
这篇题为《解放嘴巴》的短文，就是发在戈扬主编的《新观察》上；在这篇文章进入政治另册的时候，象鲍彤一样，戈扬也支持作者。应该是在那之后不久，我第一 次应邀参加《新观察》对部分作者的宴请，沾了点儿嘴巴的光。很可能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第一次认识老太太的。
然后就和老太太颇有来往和合作。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两个共同主持一次座谈会，纪念戊戌变法九十周年。李锐、黎澍、于浩成、李洪林、毕朔望、苏双碧、周修强、邵燕祥、戴晴、马立诚、吴稼祥、张义德、张伟国，很多老老少少的朋友，都来了。李锐还当场提议与会者联名倡议，要在北京菜市口为‘六君子’立碑。为什么我也参加主持会议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些还算年轻的朋友搞了一套‘中国病’丛书，这个座谈会是《新观察》杂志和这套丛书共同召开的。老太太非要拉年轻人一起主持，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概念都没有。
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在加州再见，戈扬是刚刚从北京飞过来的。我们知道，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官方追悼会的戈扬，眼看大会堂外学 生们请愿要求对话但却被军警阻隔，写下了题为《这边和那边》的一首诗。诗曰：‘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我记得，在伯利纳斯，老太太朗诵过这首诗。这是这样朴素的一首小诗，却也是这样深刻的一篇宣言。和胡耀邦一样，戈扬的人，那个时候，也在‘这边’，即官方的一边，但她的灵魂和心属于‘那边’，即民众的一遍。可贵的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置身于***高层的政治文化精英圈子里四、五十年，老太太却清晰而坚定地记得，她自己‘来自那边’。
这是历史的重要当口，也是人生的转折关头。这边还是那边？从此一刀两断！老太太选择走向‘那边’，开始了她的晚年流亡生活。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一场研讨会的时候，有人拍下的老太太与我的合影。我一直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照片上七十五岁的戈扬目光清澈、明亮、锐利，我也在老太太那不老的青春辉映下变得居然有点儿气质了。是啊，一个记得‘那边’、愿意舍弃一切而回到‘那边’的人，不就是回到了她当年生活在‘那边’时的青春吗？与那些一旦到了‘这边’便得志猖狂，恨不得永远忘掉世界上还有‘那边’的人相比，戈扬永远地保留了她青年时期的真正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纯真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青春不老。
要说戈扬青春不老，我还有个故事。那是这张照片之后又好几年了，老太太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住，我们普林斯顿的一些朋友时不时会去看她。特别是当有国内朋友来到纽约的时候，她那里就是一个聚会的地点。某一次，见面照例问候老太太的健康，老太太回答说：‘嗨，我刚刚做了身体检查，什么都好。那个医生，他居然说我的心脏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你看看，我这是怎么搞的，这不等于有六十年我都白活了吗？’朋友们哈哈大笑，老太太笑得比谁都开心、都响亮。
离开美国之后，我很少与旧日熟识的前辈和朋友联系。但是，从媒体上也好，从一些路过香港的熟人那里也好，总能不时知道一些新闻。老太太和司马璐先生的黄昏恋，再次验证了戈扬那青春不老的人生精神。在美国的时候，我一度和司马璐先生颇有交往，承蒙他的青眼而在他所主编的《探索》杂志上写了一些东西。他们二位老人的浪漫故事，在我看来，可以称为与那属于革命和动荡、属于追求真理和探索人生的二十世纪中国真正相配的一份经典爱情。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纪，经过这样曲折跌宕的岁月，戈扬走过九十三年的人生历程，那是怎样激昂、顽强的一种生命力啊！
二零零九年三月到五月，写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10月号
今天是若水八周年祭。时间过得很快,但也过得很慢——中国在“与时俱进”，但这些年中，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也有应该“与时俱进”却没进反退。我想，附件文中描绘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是我们需要的，“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这是一位朋友去年秋天发表的文章，不仅纪念若水，还包括另外两位老朋友。的确，若水不是一个人，包括另外两位朋友在内的不少同志也都是冬天离去的，纪念若水的时候，我也一并纪念他们。
特此分享。祝各位冬安！
冯媛
2010年1月9日
智慧、風骨、理想─追憶三位尊敬的前輩王若水、劉賓雁、戈揚
（加拿大）吳國光
左起戈扬、刘宾雁、王若水、吴国光（1989年4月于旧金山，点击看大图）
一．金山阳光
看到《动向》今年二月号封二的那张照片，我心头一紧。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后死的我，其他三位前辈，都在过去几年里先后谢世了。他们都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张照片，忘记了是谁拍的，可能是诗人邵燕祥先生吧？照片上的他们，各自的风采，相当充分地展现出来：智慧、沉静的王若水，挺拔、凛然的刘宾雁，青春、洒脱的戈扬。二十年前，尽管已经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可是，他们还那样年轻、纯真、朝气蓬勃。背景是加利福尼亚四月的春色，红房白墙，绿草蓝天，一撒无余的透明阳光。
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底，整整二十年前。我们来到夏伟（Orville Shell）和刘白方夫妇这座位于旧金山湾区之北远郊伯利纳斯（Bolinas）的农庄时，大家都正在为《人民日报》 ‘四二六’社论那杀气腾腾的腔调所震惊和焦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宾雁（我叫他‘刘老师’）拨通了北京方励之教授家中的电话。大家围聚在电话机旁，座机中传出方励之的略微尖高的声音，说今天北京在大游行。那就是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它表明，学生与民众，没有被邓小平所定下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调子所吓倒，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呼声还在持续高涨。
这样，接下来几天的我们的会议，氛围就不至于太凝重了。所以，我们有闲心在晚饭时谈论牛肉的质量，那是夏伟农庄上自己喂养的肉牛的产品。也有逸致在饭后到海边走走——这栋农庄就在海边，穿过草地，迈过一道由粗大原木横卧而成的膝盖那么高的边界线，就是沙滩了。沙滩外，是浩瀚的太平洋，落日正在故国那端放出最后的金辉。气温随后就降了下来，刘老师便提议回房间聊天了。当然也会拍一些照片。这就是其中的一张，不知道伟国是从哪里把它找来的。
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两个月，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小山城博尔德（Boulder）进修英文，为秋季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学人的项目做准备。宾雁正在做这一年的尼曼学人，他推荐我来旧金山参加这个会。会议的内容，现在都不大记得了。约略记得我讲了中国政治的‘流氓’特质，好像刘老师并不怎么赞成我的这个看法。倒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柏杨先生，很热情地与我讨论这个话题。那次，很多海外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杜维明的新儒家，都是第一次当面领教。曾慧燕作为记者的敬业，卡玛（Carma Hinton)那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地道、流畅的中国话，也第一次见识到了。来自国内的朋友，也有一些以前我不熟悉的，比如学者梁从诫、诗人北岛。陈凯歌是和洪晃一起来的。
王老师（就是王若水）是我的老上司；戈扬老太太，在北京的时候就熟。那次旧金山会议之后，我们三个人还一道专程去游览了斯坦福大学校园。正在伯克莱加州大学读书的我的老同学范元，开车带我们去的；他现在在北京为美联社工作。我现在还存有几张那天在校园里拍的照片，包括与两位前辈的合影。在罗丹的雕塑‘地狱之门’前，我们沉沉徘徊，久久凝望，迟迟没有离去。
二．智者若水
在这三位长者中，王若水最年轻，但却离去的最早。二零零二年初，刚过七十五周岁不久，这位不为中国那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新英格兰凛冽的冬季中去世。
他们三位当中，王老师是我最先认识的一位。这个认识的场面，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那个时候，我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硕士。这个系办在人民日报社，我们就住在报社的院内。我和从东北、西南等不同地方来的其他三位同学同住一个房间。尽管大家性格差别很大，但作为同是所谓‘七七级’的一代人，思想非常接近，相互很谈得来。我们谈康德和黑格尔，谈斯特林堡和乔治奥威尔，谈刚刚解冻的徐志摩，也谈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王若水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因此非常亲切，也很受尊重。他当时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很入我们的耳。尤其是他介绍了’异化‘的概念，我们马上就被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和抽象深度所迷住了。那个时候，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属于三、五个领导人之一，不过也和大家一样每顿在食堂排队打饭。我们很快就知道了，那个个子不高、长相清秀、风度儒雅、神情略显忧郁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王若水。我们注意到，他在窗口打了饭之后，常常是独自在一个角落的桌边用餐，然后就洗洗碗走了。那一天的晚饭时间，在他就座之后，我们就都端了饭碗围到他的桌边。一位同学问道：‘您是王若水吧？’这样没有任何客气的开场白之后，话题很快就进入了哲学。记得我们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这种革新尝试提出了质疑，王若水一定是细致阐述他的看法的。晚饭吃完了，王老师与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宿舍，这场讨论进行到相当晚的时间。初生牛犊们，就这样和平易的王若水认识了。
读硕士的三年，我的读书工程之一，就是通读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五十卷，每卷大约七、八十万字，做了一摞摞的卡片。有同学要我一句话说说感想，我答道：‘每一卷就是一块厚砖，叠成通向断头台的阶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越读马克思，越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越认定所谓新中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我在下乡和工厂的时候，已经从感性上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却给人理性地分析和批判这种社会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为这个专制的党所容忍呢？前路只有一条，走上断头台。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当然是王若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导致了本来仕途上前景明亮的王若水在政治上的悲剧。然而，真理是不屈服的，智慧是不在意仕途的，政治悲剧可以是人生高歌。有过王若水，才可以说，中国人并没有辜负作为人类思想家的马克思。
风雨很快就来临了。一九八三年秋天，‘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这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人道主义成为头号批判对象，王若水在劫难逃。我还记得那天的场面，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中国的所谓‘理论沙皇’，来到报社，宣布撤销社长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的职务。我正在报社评论部实习，也参加了全编辑部的员工大会。会议是在编辑部大楼顶层的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并不大。会议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还特意招呼，要王若水坐到前面来。听说过胡的假惺惺，那天算是当面见识过了。
王老师是在我们评论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那年年底，照例评选‘优秀党员’，我们支部评出的是王若水。后来好像是报社党委害怕反而因此惹出无谓的不快，这个评选结果就无疾而终了。那个年代的人心，刚刚从毛时代醒来，还没有被别的什么东西糊住，大家的眼光还很清楚。
在他一代知识者之中，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少见的睿智、深思、优雅、忧郁的人。那一代人喜欢以’乐观‘而自豪，我不了解王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能够看到的，却只是他的忧深思远。从那一代人，乃至后来几代人，这个民族往往不吝粗俗，以土匪流氓气质为上品，王若水绝对与此格格不入。记得有一次，我拿自己的一篇文章到他办公室去，他看了，用铅笔细细地圈出一个白字，一边说，应该是什么什么偏旁的那个字，一边在页边写下来。那给我一个极大的震撼。即使远溯到中学时代，我都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错别字。可是，偏偏这一次，有这个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我感到震撼的原因。我所震撼的，是他的细心与温文、严谨与平顺。我也不是因为王若水是名人而仍然具备这种品质而有特别的感触。事实上，我常常觉得，这八个字，是这个民族所极度缺少的品质。但是，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是具备这些东西的。只是，这个民族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真正优秀的分子，反而愿意崇拜土匪、流氓和暴发户。
在后来与王老师的相处中，我不止一次重新为他的这种品质所感动。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四月的那次会后，我们应邀到加州多米尼克学院参加一次面对公众的研讨。会议语言是英文，配有翻译。某位听众发问之后，翻译刚要开腔，王老师轻声说：‘我听懂了‘。他于是开始回答。这个场景很平常，可是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王若水当时的声调和表情，那是似乎蕴涵了一点儿对翻译的抱歉在内的那种声调和表情。我当时就想，面对权势而一身傲骨的人，往往是最不傲慢的；而那些傲慢无礼、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一见到权势就跪下了。
加利福尼亚四月的会议之后，王老师马上回北京了。接下来的肃杀，众所周知；其中的诸色人等，也再次验证了我在多米尼克学院会场中的无声感想。大约是四年之后吧，王若水应邀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这个时候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劫后重逢，一言难尽。记得我是在纽约戈扬先生的住处见到王老师和夫人冯媛，然后开车把他们带来普林斯顿。当天晚上是在刘宾雁老师家吃的晚饭。饭桌上的谈话，把我们沉重的心魂带回了故国。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二零零零年冬天的香港。他到香港大学来参加法国学者白夏（Jean-Philippe Beja）所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他本来就清瘦，这次明显见出憔悴。我于是问候他的身体。他用英文说：癌症。还是那样平静的语气和温文的声调。对于这样一个爱智慧者，生命的这一切磨难，似乎都是可以安详以对的。是的，我在小标题中所用的‘智者’，不是一般的意思，而是‘爱智慧者’的略语。哲学家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王若水是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的知识者之一。那态度，就像他的名字所示，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三．中国良心
刘宾雁则像是一座山，伟岸、峭拔、雄浑、严峻。‘刘宾雁’这个名字，在毛后时代的中国，是这样响亮并受人尊敬，我只消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那 是七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冬时节，我作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和同学一起来到山东《大众日报》烟台记者站实习。站里带我的老师，是一位甚有思考深度的高产记者，对社会现实很了解。我那几个月经常跟着他到工厂跑采访，相处稍长，大家互相了解了，说话每每可以开诚布公。有一天，说到官员的腐败、民众的投告无门，他说：我看只有刘宾雁当总理，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句话，我印象极深，以至于几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刘宾雁的时候，特意借提问的机会向他转述。那时候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而刘宾雁则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在这个系兼任研究生导师，常到系里来讲课。那个时候的研究生们，思想很活跃；我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有点儿像西方记者要求政府领导人阐述施政方针的味道。不过，令我失望的是，刘宾雁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回答我的‘如果您当总理会怎么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的问题。要到几年之后，在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在毛后时代依然风波险恶，我才能理解刘宾雁那时面对这种提问的尴尬和苦衷。
也就是在这风波险恶之中，我才第一次与刘老师相识。那是一九八七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高峰之中，胡耀邦下了台，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一霎时北京黑云压城。然而，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据宾雁后来在书中所述，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纷纷来看他。我也属于那并不相识而在这时来到刘宾雁家中的人之一。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和王兆军先生一起去的。我那时人还是人民日报的，但实际上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住在西城的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里，晚饭后为此特意赶回东郊的报社大院。王兆军是我的老乡，更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与我亦师亦友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也是一九七七年文革后首次高考离开家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文学创作上丰收连连；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刘宾雁作序的，所以和宾雁已经熟识。我虽然在《人民日报》和刘宾雁共事已经好几年了，但报社有上千号员工，刘宾雁又是前辈、名人，我从来没有当面和他说过话（学生时代的那次提问固是‘当面’，但却算不得日常意义上的‘说话’）。那天晚上，我当年对刘宾雁不敢面对我那幼稚问题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看到的刘宾雁，在狂风恶浪中依然从容、豪迈，在在关心的是他手中成千上百的读者来信和信中所述的种种冤屈。这些信，堆满了他的书桌，与满房间的中外文书籍一起，无声地展示着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记者的胸怀和精神。
这次认识，恢复了我大学时代就景仰的刘宾雁的‘中国良心’形象。还记得那个冬夜，在北大图书馆二楼西北角的期刊阅览室，打开新到的《人民文学》，一口气读 完《人妖之间》，那种沉重而又昂奋的心情。沉重，是因为文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昂奋，是因为正在就读新闻专业的我看到了记者的笔如何象刀锋一样，可以剖析现实、医治社会。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刘宾雁并不十全十美。可是，在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被打入黑暗的谷底的时候，他心里并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自己帮助的无助民众。这样的汉子，不正配得上‘中国良心’这样的人民桂冠吗？
不知不觉中，就在此后的岁月中和刘老师变得很熟悉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底，我来到美国，第一封信就写给了当时正在哈佛大学作尼曼学人的刘老师。我那时住在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栋不小的学生宿舍楼中，房间里没有电话，而我要好几周之后才弄清怎么使用走廊里的投币电话，并攒起足够的硬币投进去。刘老师给我打电话来，从政治形势谈到生活细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喜欢和刚刚从国内出来的人讨论形势，了解情况；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总愿意把生活中那怕一点一滴的经验也与人分享，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和刘老师这样的讨论，他给我的这样的帮助，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伴随着我。特别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宾雁时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他和朱洪老师的家，带给了我多少亲情的煦风和智慧的星光？！宾雁关心人是体贴入微的，他会告诉你怎么多多使用烤箱，也曾经给单身的我介绍女朋友。但是，与宾雁相处，受惠最多处一定是精神和智慧。宾雁是一个阅读面极广的人，而且有很高的外文阅读能力，包括英文和俄文。记得我的大学时代，读到署名‘刘宾雁’翻译的外国哲学资料，曾经有那份惊喜，也让我早就知道刘老师有那样的思维功底支撑他的文学写作。在普林斯顿，他常常问起我读书的情况，并要我向他推荐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在苏联***的历史巨变之后，他孜孜以求地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我为了课程和学位，不免读得多而快，因此并未深思。可是，到了刘老师手中，他的阅读和感想就充满了人生的沧桑和哲思的厚重。这种落差有时造成了交流的障碍，我至今还时时为此愧悔。比如说，有一次，宾雁从我手里借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这是英文世界里最好的政治学期刊之一。那一期是个专号，是我上‘比较政治’课的授课老师、现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编辑的，专门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与进程。宾雁对其中一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很欣赏，与我讨论，我却匆匆带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宾雁思考的深度。此后，每当我写作引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心头就浮起对宾雁的歉疚和敬佩；他在刊物的页边用细细的铅笔写下的简单评语，更让我时时回味与宾雁相处的时光。
人生何幸，曾经和这样的巨人这样相处。更让我愧悔的是，在宾雁的晚年，由于我远在香港，还有幼子的拖累，没有去寻找机会多和他交流。在人际交往上，我是一个惰性十足的人。可是，对刘老师，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惰性，我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惰性。二零零五年冬，噩耗传来，宾雁仙去了。面对一个没有了良心的中国，除了无尽的泪水，除了深不见底的悲哀，我还有什么呢？
四．走向那边
记忆中，我并不曾称呼戈扬为‘老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她，比刘宾雁、王若水还要大上约莫十岁，比我这后辈更是年长四十多岁。怎么不叫她‘老师’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老师’是个尊称呀。可是，谁能说我们不尊敬戈扬？背后，人人都称她‘老太太’——用这三个字，就是为了显示对她的尊敬。
其实，她最不‘老太太’。
已经忘了最初是怎么认识戈扬的，反正是在她主编《新观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写点儿杂文，好处是可以对现实来点儿讽刺、挖苦。经常投稿到《新观察》去，但很长时间里并不认识那里的编辑——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哪位编辑采用了我的那些杂文投稿。喜欢讽刺挖苦地作文批评现实，也该算是当年的‘愤青’吧？可是，一不小心，甚至哪怕你时时小心，那就要惹来政治上的麻烦。记得一九八七年春天里的某个下午，在中央政改办的阅览室里，几位原来正在静静阅读文件的同事忽然哗然。原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绝密参考文件里，选编了一些所谓‘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本人的名字跟在一篇杂文后赫然列在其中。这样的人，居然还参加中央的政策研究和制定？有人马上拿了这份文件去见政改办第一召集人鲍彤。据说，鲍彤看完那篇‘当选’的杂文，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放，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来人赧然。到了晚饭时刻，大家都聚到一起了，我也在座。鲍彤说：‘国光写了篇文章，要“解放嘴巴”，我看很好’。同事们严肃片刻，然后就訇然放松说笑起来。‘国光你说嘴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怎么把接吻给忘了？’‘哈哈！’
这篇题为《解放嘴巴》的短文，就是发在戈扬主编的《新观察》上；在这篇文章进入政治另册的时候，象鲍彤一样，戈扬也支持作者。应该是在那之后不久，我第一 次应邀参加《新观察》对部分作者的宴请，沾了点儿嘴巴的光。很可能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第一次认识老太太的。
然后就和老太太颇有来往和合作。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两个共同主持一次座谈会，纪念戊戌变法九十周年。李锐、黎澍、于浩成、李洪林、毕朔望、苏双碧、周修强、邵燕祥、戴晴、马立诚、吴稼祥、张义德、张伟国，很多老老少少的朋友，都来了。李锐还当场提议与会者联名倡议，要在北京菜市口为‘六君子’立碑。为什么我也参加主持会议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些还算年轻的朋友搞了一套‘中国病’丛书，这个座谈会是《新观察》杂志和这套丛书共同召开的。老太太非要拉年轻人一起主持，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概念都没有。
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在加州再见，戈扬是刚刚从北京飞过来的。我们知道，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官方追悼会的戈扬，眼看大会堂外学 生们请愿要求对话但却被军警阻隔，写下了题为《这边和那边》的一首诗。诗曰：‘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我记得，在伯利纳斯，老太太朗诵过这首诗。这是这样朴素的一首小诗，却也是这样深刻的一篇宣言。和胡耀邦一样，戈扬的人，那个时候，也在‘这边’，即官方的一边，但她的灵魂和心属于‘那边’，即民众的一遍。可贵的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置身于***高层的政治文化精英圈子里四、五十年，老太太却清晰而坚定地记得，她自己‘来自那边’。
这是历史的重要当口，也是人生的转折关头。这边还是那边？从此一刀两断！老太太选择走向‘那边’，开始了她的晚年流亡生活。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一场研讨会的时候，有人拍下的老太太与我的合影。我一直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照片上七十五岁的戈扬目光清澈、明亮、锐利，我也在老太太那不老的青春辉映下变得居然有点儿气质了。是啊，一个记得‘那边’、愿意舍弃一切而回到‘那边’的人，不就是回到了她当年生活在‘那边’时的青春吗？与那些一旦到了‘这边’便得志猖狂，恨不得永远忘掉世界上还有‘那边’的人相比，戈扬永远地保留了她青年时期的真正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纯真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青春不老。
要说戈扬青春不老，我还有个故事。那是这张照片之后又好几年了，老太太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住，我们普林斯顿的一些朋友时不时会去看她。特别是当有国内朋友来到纽约的时候，她那里就是一个聚会的地点。某一次，见面照例问候老太太的健康，老太太回答说：‘嗨，我刚刚做了身体检查，什么都好。那个医生，他居然说我的心脏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你看看，我这是怎么搞的，这不等于有六十年我都白活了吗？’朋友们哈哈大笑，老太太笑得比谁都开心、都响亮。
离开美国之后，我很少与旧日熟识的前辈和朋友联系。但是，从媒体上也好，从一些路过香港的熟人那里也好，总能不时知道一些新闻。老太太和司马璐先生的黄昏恋，再次验证了戈扬那青春不老的人生精神。在美国的时候，我一度和司马璐先生颇有交往，承蒙他的青眼而在他所主编的《探索》杂志上写了一些东西。他们二位老人的浪漫故事，在我看来，可以称为与那属于革命和动荡、属于追求真理和探索人生的二十世纪中国真正相配的一份经典爱情。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纪，经过这样曲折跌宕的岁月，戈扬走过九十三年的人生历程，那是怎样激昂、顽强的一种生命力啊！
二零零九年三月到五月，写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10月号
